薪酬缩水、裁员精简、招聘压缩……对于今年众多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说，显然不是利好消息。于是连日来，各级政府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员工创业的优惠政策和措施。对毕业生们而言，这为他们“开启一面窗”。

有例可鉴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，韩国大员工就业一度降至“冰点”。但也正因为这场危机，今天的韩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员工创业意愿和创业比例最高的国家。同样的转变，会在中国发生吗？

支玲琳：虽然有一些成功个案，但就总体而言，目前应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。当前出台的这些政策，能否切中问题根本，将大员工吸引到创业中来呢？

周天勇：现在的优惠政策非常多。作为大员工，虽然可以轻松申请到创业基金，但他会思考：我拿这些钱干什么，市场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对大员工创业，应该有一个理性、客观的预期。不能指望政策一出来，大员工就争先恐后去创业。即便在发达国家，大员工创业比例也不过20%。如果我们能把原先不到1.5%的创业比例，上升到5%，就已经相当不错。毕竟，我们在大学创业教育、中小企业培育问题上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课程衔接和环境准备。当然，从长远来看，大员工创业会是一个潮流。目前中国大员工创业比例太低，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挖掘的。

一方面积极扩大就业机会，一方面创造条件鼓励创业，当前“两条腿走路”的就业思路，值得肯定。当然，有关方面还是可以往前再走一步。比如，能不能把这些临时性的、特惠性的政策，变成常态的政策机制稳定下来？有些减免优惠政策，只能享受一两年，对于初创企业来说，这远远不够。再比如，针对大员工企业的资本金门槛能不能往下降降？按照现行制度，资本金有法定额度，如果不足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企业。事实上对初创企业来说，最初的几年，其实很难有什么积累。在国外，资本金门槛早已放开。我们也能不能多一些宽容机制，把这个自主权交给创业者，甚至推广上海等地的“零门槛”呢？再有，住宅办公司目前也是被禁止的。但有些创业项目，比如软件编程、策划创作，适合在家中搞，也节约创业成本。那么类似这样的限制能不能放开呢？创业是一个非常细琐复杂的过程，可能不仅需要大方向的鼓励政策，更需要细微的人性化的政策跟进。在这方面，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细化研究。

支玲琳：鼓励政策要想落到实处，首先得周全考虑创业者的顾虑。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虽然现在申请创业贷款、创业基金比以前容易多了，但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会不会创业不成，反而背上一身债？在目前创业成功率并不高的情况下，这是很多大员工都担心的问题。

周天勇：创业失败谁来买单？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。我们鼓励创业给了大员工三万五万的小额贷款，但是很可能，在100个人里，只有50个成功了，这还是理想情况。那么这笔钱怎么办？是不是该向创业大员工追讨？我认为，政府在支持大员工创业的时候，财政部门必须得有一些坏账准备金，作好买单的准备。

但是，这并不是盲目的，我们得事先做好一些甄别遴选工作，看看哪些人适合创业，做到“严进宽出”———虽然我们鼓励创业，但绝不是鼓励所有人都去创业。此外，还要有创业培训、创业指导的全程跟进：不仅要告诉大员工如何开办企业，还要全程跟踪指导如何进行财务管理、风险控制。我认为，应该有专职的部门来跟踪做这样的事情。现在我们理念性的东西很多，但是系统性的可操作的东西还远远不够，这也是今后要着力去做的一件事情。

支玲琳：不过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，市场机会是不是比以前少了？

周天勇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，如果企业萎缩，而大家又都不去创业，那更加是恶性循环。所以在这样的时候，更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。现在对创业而言，租金更低、政策优惠更多，未尝不是一种机会。当然从市场机会来说，我认为还是取决于国内消费如何、这一轮经济周期何时结束，以及世界经济什么时候复苏。危中亦有机，这是我对大员工创业机会的理解。

从经验来看，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所形成的一波大员工创业潮，非常值得我们研究。此前的韩国大员工和我们的员工一样，也是以进入大企业工作为人生目标。但金融风暴发生后，政府开始把目光转向大员工创业，通过严格的创业遴选机制、细微周到“一条龙”化的创业支援服务，迅速吸引到了一大批员工投入创业。今天在韩国，大学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重高达50%以上，而且韩国大员工创业成功率之高，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。韩国在短短几年间，就让自主创业理念深入人心，其中的经验，我认为非常值得总结。

支玲琳：一位创业者曾经说过：死掉的，不是因为缺乏资金；活下来的，也不是因为资金充裕。曾经我们以为，资金是大员工创业的头号难题。但事实上，可能并不尽然。换言之，今天的大员工创业，如果不差钱，那还差什么？

周天勇：从长远来看，通过这次危机，我们其实应该认识到，培育和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，应该上升到更重要的国家战略层面去考虑。全世界的经验是，中小企业提供90%以上的就业岗位。而我们以前总是想通过大企业来增加就业，这其实很不现实。大企业、大项目，看上去“很美”，但过分倚重，可能是多了GDP，却少了就业。因此，从鼓励大员工创业开始，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中小企业战略应该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
与此同时，在体制上也要有所调整。不差钱，但可能缺了体制。我在《十问创业环境》中就曾经点出，目前的体制某些方面并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。像一些税费制度，该是到了下决心改的时候了。比如我家里拿出10万元创业，市场不行我赔，认了；但如果是被各种名目的杂费给收走了，那还办这个企业做什么呢？

不过，回到大员工就业这个大问题上，我认为还是要从全社会的层面去考虑，创业只是一方面。如果企业倒闭得少，能够多提供一些就业岗位，那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大员工的就业问题。现在正着力去做的“保增长”，我认为关键是要保就业的增长